2.媒体盲目追求“眼球效应",为取得头条而断章取义,造成不实。
观察社会上的负面舆情,负面导向的评论往往更容易获得认同感,转发数、互动及点赞数高居榜首,无形中加剧了负面导向性。
深究其因会发现,负面情绪之所以常常会占据舆论的主导地位,是因为民众在现实生活中的不满、失落及抱怨在负面舆情中会加重体现,结合媒体的“陌生社交”特点,稍有负面消息就会引来巨大的反应。
而部分新闻媒体把握到民众这种心理,为了提升活跃度和阅读量,在标题设置和行文时,会刻意突出吸引眼球的语句及观点,甚至以偏盖全,造成“标题党”,引来众多“键盘侠”及“水军”的围观,从而使得负面消息在社会舆论中被放大,更加上媒体互动导致负面信息大范围传播,影响消息主体的声誉。
3.媒体对银行业多角度、高层次关注。
在高曝光度的环境下,舆论更多地成为一种“施压”方式,督促银行树立良好的行业形象,合规运营。
随着时代的发展,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体现在金融实践中,即在银行业舆情的关注点上,媒体越来越多的从社会民生角度进行报道。
服务方面的投诉成为媒体和公众的焦点,观察舆情案例,会发现涉及争议性或负面的报道不但转载率较高,负面的评论也往往高举榜首,得到更多人的关注,由此而引发声誉风险。
纵观中国商业银行发展历史,从1993年12月份,《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银行改革方向正式定位于商业银行,直到后来所经历的种种改革,媒体从过去的“关爱有加”变成了“群狼环伺”,银行业负面舆情的敏感性使得银行压力倍增,理性的网络舆论能够督促银行严格规范业务流程,依法合规运营,营造良好的行业形象。
4.负面舆论的导向性促进舆情进一步发酵。
我国网民数量高达7亿之多,网民素质参差不齐,其中不乏有过激言论、断章取义、不分事实的人。
在陌生社交的面具下,不理性的网民常将自己遇到的不满与负面舆情结合起来,用非理性言论发泄对银行、金融业的不满情绪,从而掩盖了实施的真相。
多个负面舆论占据舆情的榜首,会对社会公众形成潜在的负面导向性,为该舆情的控制与事实的还原都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很多负面舆情的再次发酵,往往是因为正面回应的声音没有得到应有的传播,而负面的舆论又导致了新的舆情,导致舆情向更坏的方向发展。
(二)负面舆情带来的后果
1.首因效应。
首因效应是指公众对某一事物或特定人物的最初印象,这一印象将直接影响评价的指标。
负面舆情对新入驻某一地区的银行往往会产生“首因效应”。
由于网络媒体的主体逐渐转向个体化,在涉及商业银行风险事件的报道中,银行往往处于不利地位,加大了风险的不可控性。
对于新入驻的银行,一旦遭遇舆论危机,不仅会影响该行的声誉、业绩,对当地的金融多样性也造成了影响。
2.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是指一个系统中局部的偶发事件会引起整个系统的变化。
银行业负面舆情往往具有偶然性、突发性,银行经营过程中的失误、消费者投诉事件处理的时间与质效以及其他外部相关性事件都可能引起巨大的负面舆情,进而影响银行整体的信用与信誉。
与此同时,商业银行的风险具有关联性。
巴塞尔委员会将银行风险分为八种,声誉风险可能由其他风险引发,最终亦可能归结于其他风险。
因此当声誉风险没有及时得到化解,突破地域限制,转为公众热点,事态将很难把控。
3.盲从效应。
盲从效应也称为从众效应,指个人的观点、态度和行为由于受到群体的影响而向多数人一致的方向变化,这一过程中,个体理性开始丧失。
一旦社会公众由于不实的负面舆情产生盲从效应,小则影响一个行的信用和信誉,大则将造成一个地区的区域性金融风险。
在负面舆情的处置过程中,群众的盲从效应不容忽视。
无论是横向群众与群众之间的影响力,还是纵向银行多起负面舆情的叠加,都会使得公众形成了银行“霸道”“无礼”等刻板印象,银行的危机应对也就得不到认可,更加剧了舆情防控的严峻形势。
二、妥善应对舆情的措施
一是完善声誉风险管理体系,加强风险监测。
首先,要建立健全监测报告机制。
在舆情的事前防范及监测过程中,各级行均应在本机构设置一名舆情监测员建立信息即时沟通机制,保证舆情第一时间发现,上报及组织处理。
同时,可积极探索使用舆情风险监测软件,提升舆情监测质效。
其次,建立健全舆情处置机制。
明确各部门在声誉风险管理中的职责,确保负面舆情发生后,要在最短时间内查清情况,迅速上报,赢得更多的时间妥善处置负面舆情。
要组织相关人员拟定应对口径,组织人员网上回帖正确引导舆论,同时,迅速主动与当事人取得联系,了解客户真正诉求,帮助客户解决问题,消除风险源头。
然后应加强事后舆情监测,预防舆情再次发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