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严重存在“十羊九牧”，官多民少。

对于高层的领导来说，多几个副职的位子便于他们控制下属，层层设人，领导不必躬身于职工和群众当中；副职多是导致病垢百出的主因，如果一正一副或者不设副职，岂不“精壮”？副职配多必然引起权力均衡、利益均等、关系协调等问题，最后归结为加重百姓负担。

荀子曰“士大夫众则国贫”。

南宋的史尧弼指出：冗员多生旷职，无其事虚设其官，无其功空食其禄，坐无事之人而食有限之禄，尽无穷之欲而有穷之财。

致使财政入不敷出，农民负担苦不堪言。

第二，副职过多，分工不明确，职能交叉，有利的事争着办，无利的事互相推诿，造成出勤不出力，办事效率低下。

有人不无讽刺道：三分之一干，三分之一看，三分之一在捣蛋。

现实中副职之间互相扯皮导致工作效率低下且从事一线工作的人手严重不足的例子却屡见不鲜。

凡是副职过多，冗员过剩的单位和部门，再有能力的一把手也难调动和发挥广大干群的积极性，最终下场难逃“为官一任，山河依旧，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的结局。

教人做事要精益求精，否则，即使有一千只手也解决不了问题。

第三，官多必令出多门，互相制肘，无所适从。

副职也都不是省油的灯，为了一点实权也是明争暗斗，正职整天疲于平衡关系，权力要平衡，待遇要均分，利益要均摊，不能有丝毫的偏心和马虎大意。

否则，矛盾不断，小事难办，大事叫你出乱。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于“权”力之乎也，权是角逐的最终目的。

多位子可以便于他们平衡关系，你塞一个人，我也塞一个人，皆大欢喜；多位子也有利于某些有心搞腐败的领导批发官帽，坐地收钱。

当然，还有重要的一条，因为多设副职的位子产生的各种成本由国家埋单，领导个人并不掏半文钱。

（二）行政管理学理论依据

第一，主体部分失灵，政府机构与人员设置的体制出现问题，现在更多的是根据上级的好恶来设置官位的多寡。

管组织人事干部任免编制部门没有决策权，不管编制的手里握着使用权。

编制都是行政一把手担任机构编制委员会主任；可是提拔使用干部的决定权却在部门的一把手；这样自然会造成管事者说了不算，不管事者说了绝对管用。

有时再加上文件规定有弹性，诸如可配副职若干和可适当增配副职，无形告之副职配置可随意性，久而久之，副职便失去了限制；像副秘书长任用程序简单，又无需人大部门通过，更为副职泛滥开了绿灯。

第二，作为监管人事任免和具有选举权的人大和人大代表，放弃监督权和主张权，亵渎了人民赋予的职责和权力。

副职的多而滥增加了国家的运行成本，而这些成本最终要转嫁到纳税人的头上，加重他们的负担。

社会上现在都质疑大量超员的副市长、副县长、副乡长是怎么能通过人大被任命的。

附件器官失效也应承担责任，不能一推了之。

监督者不主张自已的权力，就必然导致有权力的人滥用权力。

第三，官本位是我国旧体制带来的老病，只要没有“新药”对症下药，很容易旧病复发。

比如特权思想和官官相护等，一旦发作就像流行瘟疫一样迅速蔓延。

身体多病最容易被细菌乘虚而入，是贪官腐败的绝佳时机，收了人家的钱不提拨人家怕被“撕票”，违规提拔又怕出问题，只好给人搞个容易的“肥缺”（副职），多一个少一个都无所谓，最起码不会踩红线犯错误。

（三）解决问题的对策

第一，制度管人，法律治事，真正让法律使想犯错误的人不敢犯错，让制度使有机会犯错的人犯不了错，让正义使有机会犯错的人不愿犯错，让道德使犯了错的人自已认错，让良心使犯了错的人感到忏悔和自责。

用法律和制度去约束手中的权力，改变权大于法，人管制度的本末倒置的现象，科学设置机构编制数额，精兵简政，不因事设庙，因事设人，建立高效的干部队伍。

第二，寻求良方，深化人事干部制度改革，标本兼治。

对非法设置的机构和副职一律砍掉，新提拨副职采取竞争上岗，公平竞争，能者上庸者下。

公生明，廉生威，只有公开用人条件，公开缺位职数，公开选拨程序，公开公平竞争，公

开竞争结果，才能让人心服口服，彰显竞争魅力。

对违规提拨副职者实行追究制，负连带责任，轻者丢官，重者法办。

历史不会重复它的事实，历史会重复它的规律，对待副职过多的最佳方法是对症下药，最好的状态是正常，最有效的手段是平衡，最高的境界是自然。

第三，有了法规，还要加强对执行的监督和检查。

组织和人事部门对下属单位报批的干部提升报告应当严格把关，违反规定的坚决不预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