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以上分析可见，金融机构反洗钱工作存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与当前执行的可疑交易报告客观标准密切相关的。

制定可疑交易客观标准，当初是基于我国金融机构开展反洗钱工作的时间较短，识别可疑交易的知识水平和业务技能有限而考虑的，是希望通过制定“客观标准”来指导和督促金融机构开展可疑交易报告工作，是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

现在，我国全面推行风险为本的工作思路，并且通过多年的反洗钱工作积累，金融机构无论在风险意识上，还是业务技能上大都具备了自主识别的能力和条件，因此建议进一步完善可疑交易报告的客观标准。

金融机构根据人民银行可疑交易报告原则性规定，实施自主识别报告制度，使金融机构将有限的人员力量投入到主动分析识别中来，提高可疑交易报告的质量。

要求金融机构在充分开展客户尽职调查的基础上，将可疑交易监测工作贯穿于金融业务的各个环节，充分利用筛选数据、事后监督、一线临柜、客户经理等信息资源，发挥岗位人员的主观能动性，及时发现可疑交易，报告有质量的可疑交易，通过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开展自主识别判断，使其真正主动承担起可疑交易的识别和报告职责。

一是要明确什么是真正的高质量的可疑交易。

金融机构根据客观的可疑交易标准报告的可疑交易，只是反映了某笔资金交易在客观表现上不同于或有别于一般的正常交易，实际上属于异常交易；而真正的可疑交易应当是金融机构工作人员在这些异常交易的基础上，结合实践经验，经过充分的主观分析判断后发现的涉嫌洗钱的资金交易活动，实践中称为“重点可疑交易报告”。

金融机构工作的重点应该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识别发掘出“重点可疑交易”，即真正的高质量的可疑交易。

二是构筑反洗钱管理立体防线，为可疑报告质量提供制度保证。

金融机构要按照风险为本原则重新梳理反洗钱内控制度和工作流程，建立以“风险为本、以客户为中心”的反洗钱工作体系。

将反洗钱管理的各项工作要求具体化为“看得见、够得着、抓得住”的标准，使每个部门和岗位人员知道应该做什么、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为达标，并将其渗透到日常业务运行的主要环节和全部过程，延伸到日常管理的每个角落，形成以业务及岗位规范化管理为主线，组织体系、制度体系为补充，绩效考核和责任追究为保障的反洗钱管理长效机制。

三是完善反洗钱监测系统，为识别可疑交易提供数据支撑。

目前，人民银行已在工商银行试行金融机构自建异常交易筛选指标。

当人民银行取消可疑交易报告的客观标准后，金融机构应继续有效利用反洗钱监测系统，千万不能因取消客观标准而弃用以往的监测系统，不能“一刀切”。

要充分认识到反洗钱监测系统的数据支撑作用，有的放矢地利用系统提取的异常交易数据，做好人工分析识别，高效挖掘有价值的可疑交易线索。

参照人民银行可疑交易报告原则性规定，按照自身业务特点和规模，继续完善反洗钱监测系统，将新的洗钱交易特征、黑名单客户、高风险客户、洗钱特殊地区等信息进行补充，将新的金融业务、金融产品以及异常交易特征植入系统，并根据业务发展不断更新与维护，更好地为反洗钱工作服务。

四是加强一线反洗钱从业人员的选配和培训。

金融机构临柜人员，尤其是反洗钱报告员等一线反洗钱从业人员是可疑交易识别的主体，但由于临柜人员普遍年轻从业年限短，在反洗钱工作前沿的反洗钱从业人员往往从业经验不丰富，他们虽然学习能力强、工作认真负责，却识别分析经验不足。

因此，应尽量选派经验丰富的员工从事反洗钱报告工作，并加大对一线反洗钱从业人员的培训力度，配置反洗钱骨干队伍，保持人员的稳定性，做好传帮带。

制订由浅入深的系列培训计划，从反洗钱基础知识、反洗钱法律法规再到反洗钱案例剖析，通过讲座、业务指导、小组讨论等形式多样的培训活动，不断增强和充实一线反洗钱操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和对可疑交易的甄别能力。

五是注重案例分析。

当前我国反洗钱工作正处于一个转折时期，反洗钱工作处在一个全新的起点，任务重，要求高。

怎样才能更好地提高可疑交易报告质量，从实践中我们感到，反洗钱从业人员最需要的是贴近实践操作方面的指南，最好能更贴近实际业务。

金融机构应结合人民银行举办的培训内容以及通报的风险提示和洗钱案例，整理典型案例，剖析主要洗钱犯罪活动的资金交易特点，总结相应的识别分析技巧，开展案例分析培训，并定期搜集新近破获涉及“洗钱”交易的案例，及时将新的洗钱手法、资金交易模式、掩饰伪装手段进行讲解，提高识别洗钱活动的技能。

经济开题报告可行性分析模板4

1.1选题背景及意义

1.1.1选题背景

xx年，成都市正式获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准设立为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后，将建设现代农业基地确定为主要目标之一。

经过四五年时间的城乡统筹试验，成都市现代农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农民收入实现了持续稳定增长。

xx年，成都市实现农业增加值285.09亿元，比xx年增长4.1%;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突破8000元，达到8205元，比xx年增长15.1%;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为470.19亿元，比xx年增长4.4%'。

具体到种植业和养殖业方面，近年来，在成都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不断完善种植业发展规划，传统农业和优势特色农业产业2同步发展，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特色产业带。

xx年末，成都市粮食作物产量达到274.78万吨，与上年产量相比稍有减少，为xx年产量的98.5%;油菜产量达23.86万吨，增长1.8%;蔬菜产量达494.69万吨，增长2.2%3。

养殖业方面，通过调整畜禽结构和倡导规模养殖，成都市建成了一批生猪、肉(奶)牛、鸡鸭兔和水产等规模养殖场。

xx年成都市获得市级畜禽养殖标准化生猪养殖场45个，蛋鸡养殖场6个，肉鸡养殖场8个;获得省级畜禽养殖标准化示范场7个，奶牛养殖场2个，蛋鸡养殖场3个，肉鸡养殖场1个，肉(獭)兔养殖场3个4。

然而近几年来，频繁发生的干旱、洪费、暴雨、泥石流、冰雹、雪灾、地震、禽流感、猪流感、植物病虫害等各种灾害给原本承受灾害能力就很弱的农业造成了巨大损失，这不仅会延缓农业发展速度、阻碍农民增收、妨碍农村稳定和农村经济增长，最终影响了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还会给国家造成沉重的经济负担。

因此，农业防灾减灾机制的建立显得尤为重要。

xx年5月四川省被批准为六个恢复试点政策性农业保险的省份之一，为成都市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空间。

政策性农业保险是一个相对于商业性农业保险的概念，是指政府为了保障农业生产、实现农村经济稳定增长而实施的农业保险或农业保险制度，它能够有效分散农业风险以及分摊损失，是世界各国对农业支持保护的重要手段。

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开展在稳定农民收入，保障农业资本安全，改善农民信贷、经济地位，进而稳定农村金融市场，促进农业、农村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稳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此，政策性农业保险的发展不仅是完善中国农业支持保护体系，提高农业产业竞争力的有效途径，也是农业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安全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