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米丽阿普特2009年发表的《文学的世界体系》可以说是声援莫莱蒂学派“世界文学体系”口号的文章。从学科发展史的角度出发，综合历史学、经济学、地形学、拓扑学、媒介学、认知科学等分别对世界体系理论和系统理论的应用、发展进行对比、阐释，论证了莫莱蒂在世界文学方法论时提出的“生态系统”的主张，公开承认文学研究与自然科学领域的系统理论和社会科学的世界体系理论之间的紧密联系。指出文学世界体系论的光明前景：能增强欧洲中心地区以外的比较文学研究，并能创造性地将时空体与基因类型、历史与进化论、地形学与拓扑学、地图与谱系、媒介理论与认知科学结合起来。分析了世界文学存在的巨大风险：认知混合和肤浅的全球主义。

从以上世界文学观念的变化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观念是一个体现文化双向的、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并举的文学观念。而全球化下的世界文学更多关注的是世界文学体系内部中心与边缘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全球化下的世界文学不是单一的文学模式，不是民族文学的简单叠加，而是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的融合，是一种历史性的呈现。那全球化下的世界文学究竟该如何理解，大卫达姆罗什在《什么是世界文学?》中对世界文学的三重定义在此值得引述：

1.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

2.世界文学是在翻译中受益的作品。

3.世界文学并非一套固定的经典，而是一种阅读模式，是一种跨越时空与不同世界交流的一种模式。

这是一种新的世界文学观念，达姆罗什把世界文学定义为“民族文学的椭圆形折射”，旨在说明民族文学在与世界文学的关系上，源语文化与目的语文化两者同为一体(即在一个椭圆)，但不受制于其中一方;民族文学不是简单、直接的“反射”而是“折射”，需要介质才能成为世界文学。

民族文学需要介质才能进入世界文学的行列;在与其他时空的读者发生主要联系，民族和世界就会产生一种“紧张”关系，这些就是构成世界文学发展的三大阻力。

首先是本族中心主义，用自己的普遍标准抹杀他者的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外国文化的本土表现进程中。本土文化中的特定文化群体根据自身利益排斥或提高某些价值，形成服务于特定本土利益的典律。劳伦斯韦努蒂在《文化身份的塑造》中曾写到过现代日本小说的英译的事例。二战后，由于美国的出版商和评论家确定了日本文化的形象，形成了对日本小说英译的“典律”，即便“日本读者未必有同感”①如谷崎润一郎的小说，日本人对此反应有些不冷不热，甚至《细雪》在20世纪40年代被军人政权中被查禁。但是，《细雪》在英语文化中大受欢迎，因为这种典律体现了“美国式的伤感情绪”，塑造了一个与战前穷兵黩武的完全不同的唯美化的国度，这很大程度上会造成文化误读。通常，译入语文化的规范及需求在极大程度上扮演着世界文学“把关人”的角色，这主要是体现在翻译策略上，它影响着文学作品的翻译、销售和阅读。特别是弱势国家的文学作品翻译成英语时，几乎采取归化策略，擅自操控文本，使得“有意曲解的文本难免沦为某个预先形成的历史性争论或理论体系的注脚。”②

其次是超经典。正如马利安高立克所说，“经典性”及“经典”问题以及这一问题的兴衰是学界广泛探讨的话题。经典是理解世界文学的组成部分，大卫达姆罗什在介绍“世界文学”时曾指出，从前世界文学仅仅被分成“主流作家”和“非主流作家”。“直到20世纪90年代前期，欧洲与北美作家仍旧是诺顿选集的焦点所在。”这一状况在“伯恩海默报告”发表后才有所改变。“现在的主要文选(例如由朗文、贝德福德和诺顿自己出版的文选)收录的作家多达500人，通常来自几十个不同的国家。这几乎让人相信旧时代以欧洲为中心的经典已黯然消退。”但是经典作家“在各类文集中仍都稳坐江山，无人能及。如同雷克萨斯汽车一样，高端作家通过后经典潮流获得了增值，巩固了他的市场份额。”③这就是达姆罗什所说的“超经典”。“超经典”一直被老牌的“主流作家”占据，积累了雄厚的文化资本，地位不可动摇。而经典三层次中的“反经典”则由低一等的和有“反叛”声音的非通用语作家组成，他们属于强势语言中的非主流文学。结合世界文学的教学实践，达姆罗什指出由于课时的限制，世界文学的课堂总被超经典霸占着。超经典独霸，使得有些作品只是昙花一现，并且由于其地位稳固，“反经典”无法进入超经典的行列，世界文学的阅读范围受到限制，成为当今世界文学发展的一大阻力。除了本族中心主义、超经典外，阻碍世界文学发展的另一大阻力就是权力关系的不平等。道格拉斯罗宾逊在《后殖民研究与翻译研究》一文中提出“翻译与帝国”这一术语，帝国除了是指统意义上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实体，更重要的一个身份是文化霸权。在这种权力关系之下，掩盖的是一种文化对另外一种文化的控制。比如，在现今的翻译作品中，将其他语言的文本翻译为英语文本的数量远低于英语文本翻译成其他语言的文本。在英美的出版物中，翻译作品所占份额在20世纪50年代只有2%到4%，60年代为4%到7%。而中国在1892到1913年(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出版的书籍中，翻译作品就占了2/3。这也就是劳伦斯韦努蒂所指的翻译“丑闻”(scandal)。英美文学占据权力关系的中心，对其他弱势文学进行支配。而处于权力关系边缘的文学则总是“西方形式与本土的折衷、适应的结果”。④

正如以上所举的例子一样，本族中心主义、超经典、权力关系不平等三者不是单一的，往往相互交错，世界文学的发展面临着错综复杂的条件限制。

公平对待各种源语文化本是理论研究题中应有之义，然而所谓的“世界文学”过去在很大程度上局限于西欧列强的文学作品，现今全球化时代下又有诸多阻力，那么我们该怎样应对这些困难，发展世界文学呢?

从认识论角度来说，如今的世界文学的发展，需要我们逐渐放眼全球，开阔学术视野。摒弃狭隘的民族主义，公平对待各种源语文化，反对经典与霸权，“跨越世界文学超经典与反经典这一顽固鸿沟，并使之形成比较的新的连接线。”⑤打破主与从、强与弱、殖民与被殖民的等级观念，让权力中心的国家地区真正感受到边缘地区文学中蕴含的思想、情感。

从方法论角度来讲，可以采用翻译和比较研究。翻译不仅仅是语言文字的转换问题，同时也是两种价值取向间的交流、对话。巴西的“食人主义”、“贱民研究”、韦努蒂提倡的“抵抗式翻译”都是运用翻译的方法在反霸权过程中的有效尝试。由于一定的阻隔、距离，两种文本中必然存在差异，保留翻译中存在的差异，促使我们使用比较的方法异中求同、同中取异，“在这种同与异的复杂矛盾运动中，寻求表层和深层的联系性”⑥，由此促进世界文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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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日本的生态文学始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从“原爆文学”出发，发展到“公害文学”，其创作被认为深受美国的《寂静的春天》等生态文学作品的影响。日本生态文学的发展，对提高民众的环保意识，推动环保事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

日本环境;文学;污染公害

当代日本生态文学始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原民喜、太田洋子、林京子、井伏鳟二、大江健三郎等作家把经历原子能爆炸的体验写成文学作品，即“原爆文学”。从六十年代开始，日本经济高度增长带来的环境污染、公害等问题得到了关注，水上勉、石牟礼道子、有吉佐和子等针对各种环境问题进行采访、调查等，写下了不少纪实文学、小说等文学作品。

一、“原爆文学”的兴起

广岛出身的作家原民喜，亲身经历了广岛的“原爆”，将其写成文学作品，其代表作为《夏之花》(1947)。《夏之花》用写实文体，叙述了“我”在遭受原子弹袭击、逃难过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感。原民喜其后自杀身亡。

林京子在小说《祭奠之地》(1975)中描写了参加兵工厂生产的“我”在长崎受到原子弹伤害的经历。小说的开头和结尾颇具匠心，主人公的母亲和妹妹在长崎以外的另外一个城市，从远处目击到原子弹爆炸的亮光，使小说与原民喜、太田洋子的近似报告文学的作品不同，更具有艺术性。

在井伏鳟二的小说《黑雨》(1965)中，描述了一位饱受原子弹爆炸放射病折磨的姑娘，其叔父(监护人)焦躁不安、顾虑重重，只好从养鱼等自然循环中寻找慰籍。

大江健三郎被誉为日本原爆文学主体升华的代表作家。他对原子弹爆炸与核武器带来的灾难等问题的思考和认识，在当代作家中是最为深刻的。其代表作有《广岛札记》、《核时代的森林隐遁者》、《核时代的想象力》、以及《洪水漫上我的灵魂》等。其中，《广岛札记》(1965)是大江健三郎原爆文学的开山之作，也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在这部长篇随笔中，大江记录了所见所闻广岛原子弹爆炸给当地民众带来巨大的身心创伤，歌颂了幸存者对生活的勇气和不屈的精神，赞扬了救死扶伤的医务人员给人们带来生存的希望，作品最后表达了作家强烈反对核武器，支持世界和平的主张。

二、公害问题的相关作品

二战以后，日本大力发展经济，先后经历了“神武景气”(1955―1957)，“岩户景气”(1959―1961)，“奥运景气”等持续经济繁荣时期。高速的经济发展给日本的自然环境的造成重度的污染和破坏。城市的大气污染与水质污染等问题浮出水面始于1955年。大气污染、地壳下沉、大气污染、噪音、石油企业排放废气、工厂废水、放射性污染等公害问题日趋严重。由此引发了著名的“四大公害事件”，即水俣病(熊本县)、阿贺川有机水银事件(新a县)、哮喘病(四日市)、疼痛病(富山县)。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作家开始关注公害问题。水上勉在推理小说《海牙》(1960)中，最早涉及了水俣病。水俣病是指熊本县水俣市化工厂排入水俣湾的工业废水含有水银，当地渔民吃了被污染的海产品后，出现了死亡和罹患怪病的现象。在这部小说中，水上认为水俣病的罪魁祸首是化工厂，并提出对受害者进行赔偿。他的观点在此后经历了漫长的岁月，才得到日本政府的正式认可，赔偿问题更是滞后。水上勉作为作家，以其敏锐的思维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海牙》虽然是以推理小说的体裁创作的，但是对唤起当时民众对环境保护的意识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另一位关注水俣病的作家是石牟礼道子，她创作的《苦海净土――我们的水俣病》(1969)，是一部纪实作品。作品由对受害者的采访，对排污企业的应对措施以及受害者的抗议活动的记录两大部分。在她的叙述中，她把自己亲身经历、与患者的交谈、报纸、来自医院的患者病历等医疗资料，以及大量的其他资料巧妙地编织在一起。

每当我沿着不知火海海岸散步，看到鱼、贝、及树和芦苇，就被它们所感动，它们仿佛吸入了这里的海潮。这些树和灯芯草使我想起我们的生活，很久很久以前的生活，那时我们初次浮出海面。虽然海吸入了毒药，但仍然是生命之源。如我们像照镜子一样看这片海，就会发现这家公司的形象，耐人寻味。那些能为我们解释这个现象的人是已故的人和那些仍承受着煎熬、试图恢复生命的人。

石牟礼道子在《苦海净土》中记录了一位得水俣病的渔家妇女坂上由纪的诊断报告。坂上由纪曾经是一个身体强健的渔民，但是得病后的她却是十分可怜。

石牟礼道子把历史、医疗报告，尤其是受害者的声音有力地融合在一起，使《苦海净土》成为水俣病斗争和日本自然环境保护运动至关重要的'部分。

三、《寂静的春天》对日本环境文学的影响

美国生物学家雷切尔.卡森于1962年出版了小说《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寂静的春天》引发了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环境保护事业。卡森的作品揭示了杀虫剂对生物以及人类的危害，引起了全世界范围的强烈反响。

日本作家小林秀雄受其启发，发表了一篇反映化学物污染环境的文章《滴滴涕》。小林秀雄揭示了滴滴涕这样的化学药品对生物的不良影响如同原子能爆炸带来的放射能。

1971年，西村京太郎完成环保主题的推理小说《污染海域》，得到读者的广泛好评。一位在化工厂工作，因石油废汽造成气喘病的少女，在哭诉无门的绝望下自杀身亡。一开始接过少女的求救信，却因大案在身，未予受理的中原律师，基于内疚及义愤，决定挺身而出，为深受其害，孤立无援的居民争回公道。作品揭示了海洋污染给周边民众带来身体和精神上的巨大伤害。

随后，有吉佐和子发表了《复合污染》(1975)。《复合污染》原本在一份报纸上连载，拥有大量的读者。作家针对各种环境问题进行采访、调查、整理成综合报告。它涉及到化肥、汽车尾气、杀虫剂、有机水银、甲醛、合成洗涤剂、蔬菜残留农药等污染问题。有吉佐和子用普通民众易懂的措辞解释相关术语，讲述了化学污染物对地球、人类、大地的影响。

复合污染，技术术语，是指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有毒物质造成的污染，它以两种或两种以上物质的算术或乘数效应为前提。简言之，复合污染指的是下列物质的相互作用：被农药污染的大米;可能喷了化学药品的进口小麦和豆类，尽管我们不知道是哪种化学药品;用这种小麦和豆类制成的味噌，我们在味噌里加了防腐剂;然后加入调味品，我们把味噌放入汤中;用酱油熬浓后保存的食物含有食物色素。在这种情况下，仅就添加剂而论，我们每天摄入大约八十中不同的化学物质。(如果加上农药和大气污染物，这个数字是数百种。)

四、结束语

随着日本生态文学的日益发展壮大，日本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关于生态文学的作品，燃起了日本人对环境保护的热情和兴趣。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生态批评的发展，涌现了野田研一、结城正美、山城新等一批在国际生态批评界享有盛名的著名生态批评家，使日本的生态文学以及生态批评研究日益成为全球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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