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老年人医疗都是很难商业化的，大部分要靠政府支持。

而对于中国这样本来自费就很高的国家，老年人本身支付能力有限，加上4-2-1家庭结构导致每个子女分摊到4个老人身上的经济能力也是有限的，因此养老和医疗结合的服务未来离不开政府支持。

无疑这个缺口也很大，必须要靠更大的投入才能实现。

民营资本在医养结合服务上机会很大，但到底怎么赚钱？首先收入的主体不应该是药品，老年人的医疗需求有很多模糊点，也最容易形成滥用。

对内设医疗机构在药品分开上的控制措施是保证服务安全和质量的关键，也是医保费用不会失控的前提。

而且，这类医疗机构的规模不会太大，也很难具备老年人慢性病和护理的用药需求，因此把药品拨给第三方是关键。

机构盈利的关键在服务费用。

这里分为两块，一是医疗服务费用，二是护理费用。

这一方面取决于医保对服务费用到底有多大支持。

养老服务要机构化，服务费用的提高在所难免，再加上中国未来劳动人口萎缩，会形成一轮医疗服务人才荒，养老上更是如此。

供小于求将导致服务费用上涨，如果可以控制好药品的合理运用，在老年人用药这一块上抽掉滥用药和药品价格虚高导致的额外成本，完全有可能把这部分不合理开支弥补到服务费和护理费上，增加医保为养老医疗服务的覆盖范围。

另一块则是可以部分商业化的服务。

随着长期护理险的推出，对于承接护理服务的机构来说，商业化的机会是存在的。

由于中国的长期护理险主要以政府主导，采取医保资金划拨、财政补贴和个人缴纳三部分组成资金池，这有助于在长期建成一个覆盖面较广的保障体系。

长期护理险的体系建立后，有主整个老年人群分摊风险，让老年人不至于因为贫穷或者子女无力照顾而得不到护理。

但是这样的保障所需要配套的是严格的管理防止滥用。

护理可以说是必须的，但也很容易滋生欺诈骗保，如果要建立这样的风险防控，就必须在风险基金赔付的时候严格核准护理的必须性，这有待于建立一个更加完善的电子病历网络，形成老年人健康档案，并打通基金管理方、医保、养老医疗机构。

这个工程的最大困难可能不是风险防控的设计，而是这些不同机构之间的信息互通，以及防止欺诈的措施。

养老和医疗结合以及机构化养老已经是中国的必然趋势。

对于投资养老的民营机构，这股机构化浪潮带来的机会很多，包括服务机构的设立，信息化数据互通，人才培训等几个方面。

但养老医疗是一个需要政策引导的行业。

开放医保，进行政府补贴只是开头，养老医疗很容易被滥用，也很容易滋生猫腻和骗保，因此严格的成本监管是市场健康发展的必须。

只有在产品上进行严格管理，才能让真正的核心价值——服务，获得更多的医保支持，同时让服务者获得合理的回报。

这样才能促进市场良性循环，把盘子做大。

从医疗服务的产业流程上来看，民营资本在养老医疗上的机会分为服务、信息和产品三个方面。

中国的养老机构本就稀缺，具备医疗服务能力的更是少之又少，把养老当床位卖是非常粗犷的发展模式，未来的机会更多是养老医疗机构，更注重其医疗属性。

正因为现在的民营养老机构把自己定位为床位和住点，关心的是是否可以得到土地、水电煤等方面的优惠，而各地落实力度不同，要推进民营化养老机构的发展就很难。

而养老医疗则不同，老年人对医疗服务的需求量大而且持续，如果政府可以支持医保支付，服务费可能成为养老医疗的主要收入来源。

这里的前提是医保对服务费用的定价能够合理地反应服务者的劳动价值。

未来我们将持续面临劳动力不足，供少于求将逼迫市场调整服务价格，尤其在养老服务上，目前的劳动力成本被严重低估，服务者没有动力。

未来机构化的同时，人力成本也会快速上涨，如果医保的覆盖比例不能反应这种价格变动，养老医疗就很难做起来。

相比定位地产项目的投资者，在医疗服务产业布局的民营资本进入养老医疗可能会更有利，他们可以将基础医疗资源嫁接在养老服务上，甚至建立一个平台，让养老机构选择需要哪种服务包，比如专业康复、定期坐诊、慢性病管理、远程医疗等。

大的养老机构可能会选择内设医疗机构，但有很多不具备这样能力的机构，则可能会通过某个平台获取医疗服务。

而有雄厚资金的地产投资方也可能为了提升养老项目的医疗价值，选择医疗平台嫁接服务。

养老医疗服务的关键是要标准化、服务一致。

比如老年人需求很大的康复，需要专业的康复师和器材。

大部分养老机构缺乏这些。

未来的机构养老需要配备统一培训的康复师，并且通过器材租赁满足基层需求。

要单个养老机构去培训康复师或者去雇佣康复师可能很贵，但集中的提供打包服务的机构就可以以量取胜，同时保证康复服务标准的统一。

当养老和医疗接起来之后，信息的机会也随之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