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近年来曾经大力倡导的教育产业化市场化使得大学校园从上到下功利化思维日益泛滥,这种功利化的思维也直接体现在大学的教育管理机及奖惩制度上,身在其中的教育者如果不遵从种种短视化的现实规则,就有饭碗不保之虞。
这使得现在的大学自身不再是象牙塔,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一个无异于世俗社会的巨大的名利场,大学里的人们在不同的层次上追逐着眼前的种种实利。
在各种课题申请、成果评奖、职称评定中,为了个人乃至大家共同的实利不被削减或者还能有所增加,某些本应是社会中知识精英、社会良心的一群却也可以不择手段地造假。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如果大学里的管理者教育者本身,在为与不为之间没有一个明确的作为价值选择尺度的评判标准,行为没有一个道德的底线,如何去指望这样的大学去培养出有底线和是非判断能力的学生?以这样的大学教育的品格,又怎么能奢望培养出来的学生具备良好的公民素养,具备丰厚的精神底蕴和健全独立的人格呢?
4、产业化也使得在很多掌握教育管理权的人心中,大学教育被视为可资开发的产业而非有待扩展的公共事业,为了减轻财政对教育投入的包袱、为了暂时缓解迫在眉睫的就业压力而大力扩建大学扩招学生。
与教育产业化及其进程中日益高额的收费相伴,是教育机会的日益严重不公,是一些贫困学子的无力求学,以及更多学生在花费了巨额的学费之后,又不得不面对的激烈的就业竞争、毕业就失业的残酷现实。
在这样的现实的经济压力与前途渺茫的心理压力下,很多学生对理想前途做了毫不迟疑的庸俗化理解——“理想钱途”——,并最终把找一份高薪的工作当成人生的最大目标。
5、行政化的教育管理体制使得大学精神缺乏必要的体制生态环境。
与大学的从属性工具地位相应,高度集中、严密控制的行政化的教育管理体制也进一步遏制了大学实践学术自由、教育独立、人格本位、教育的世界性等原则的可能。
从每一所学校能否存在、学校首脑的选择到招生标准、招生名额、课程设置、教材内容再到教育资源的分配、教师科研课题的确定、成果评奖、教师职称评定等,权力的控制和干预无所不在。
大学教育在社会中的主体性、人在教育中的主体性无从建立,大学精神缺乏生长所必需的体制生态环境。
二、对策建议
1、遵循教育发展的规律避免好大喜功。
遵循教育的规律,不盲目做大教育的摊子。
教育的发展不能凭主观意志办事,建大学城、扩招,近年来的教育发展看起来如火如荼,但在硬件设施强化,学生人数迅速增多的同时,软件的不足则使得大学的教学质量很令人质疑。
大楼易建,学生易招,而名师的出现及良好深厚的大学精神底蕴的培育,恐怕不是建大楼招学生那么简便易行的事情。
出于赚钱之类的目的,以圈地建大楼为途径建起来的被称为“城”的大学,大是够大了,但恐怕也只是大的出售文凭的“学店”,而非向社会输送合格的公民优秀人才的学府。
其中针对第一个问题我的大胆思考是,国家有责任提供必要的经费培养大学生。
但是,这种经费一定要直接交给学生。
首先,国家要算一算能拿出多少钱来办大学,再算算有多少经济条件困难的合格大学生需要支持。
然而把这笔教育经费,在考虑到家庭收入格差的情况下,按等级分配到每个学生手中。
比如最高额是一个一年一万块钱。
这笔钱,要以教育券的形式支付,保证不被挪为他用。
这样,一个学生考过了一定的分数线,就可以按家庭收入情况拿到相应的教育券,同时申请几个大学。
大学因为没有从国家那里来的直接经费,只能想方设法吸引学生到本校读书。
当学生决定到一个大学就读时,把教育券交给大学支付学费,多退少补。
大学凭着教育券到国家那里按面值兑换出现金,获得了教育经费。
2、要教育家治校,淡化大学管理的行政化色彩。
减少权力对教育与学术的颐指气使,确保大学教育与学术相对的独立性,减少干预,真正作到让人感觉不到管的存在,却能充分享受管理者细致周到服务的管理。
3、最后为提高学生的质量,大学应首先树立以人为本、科学与人文、功利与超功利并重的教育理念。
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即首先要以人为中心,突出人的发展。
把教育和人的幸福、自由、尊严、终极价值联系起来,使教育真正成为人的教育而不是机器的教育,以现代人的视野培养现代人,以全面发展的视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从而更好的地适应社会就业市场的要求。
在教育目标与内容上回归教育的科学与人文并重,功利与超功利并存的本源。
4、理解并尊重“学科文化”。
作为一种组织文化,大学内部的复杂性,很可能超越我们原先的想象。
知识分子聚集的地方,并非“一团和气”,很可能同样“问题成堆”。
有政治立场的差异,有经济利益的纠葛,有长幼有序的代沟,还有性别的、宗教的、地位的区隔,但最顽固、最隐晦、最堂而皇之的,是“学科文化”在作怪。
双方都“出于公心”,但就是说不到一起。
不同学科的教授,对于学问之真假、好坏、大小的理解,很可能天差地别;而“学富五车”的学者们,一旦顶起牛来,真是“百折不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