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战争是《左传》记载的春秋时代的重要政治内容，富有特色的战争描写则是是充分体现了《左传》将历史事件故事化的写作技巧；（2）《左传》不是孤立地描写战争，而是带着“宏大叙事”的政治眼光，往往详细描述战争的起因、各方的内政外交动态、战前部署、决战主角的心态与个性等等，立体而深入地呈现战争的错综复杂的状态；（3）生动简洁地描绘战场的局势和场面，巧妙穿插战斗细节，富于现场感，或磅礴震撼，或曲折跌宕，或血腥残酷，或诙谐幽默，皆如亲临。要求能结合例子来答。

论述题：

1．《左传》表现了哪些进步思想？

答：《左传》内容宏富，思想也是相当复杂的。

就其进步的思想倾向来说，有如下几点，第一，鲜明的民本思想。表现在人与神的关系上，更重视人，贯穿着“重人事，轻天命”的观念。书中多处讲过“天道远，人道迩”、“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一类的话。表现在民与君的关系上，比较重视民的作用。襄公十四年记载，卫献公暴虐不仁，卫国人把他驱逐出国境。晋国师旷对这件事评论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第二，对统治阶级罪恶的批判。例如宣公二年，记载了晋灵公“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置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这样三件事，斥责他“不君”。再如文公六年，秦穆公卒，用活人殉葬，书中借君子之口指斥他：“死而弃民，难以在上”。等等。

第三，用历史发展的观点看待社会变革，特别是阶级关系的调整。例如，昭公时，鲁国新兴势力的代表季氏掌握了政权，而旧贵族利益的代表昭公由于失掉民心而被季氏驱逐出境，最后死在境外。《左传》如实地记录了这件史实，并没有指责季氏，还用史墨的话评论说：“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昭公三十二年）。过去有些维护正统的道学家曾批评《左传》作者“习乎时世之所趋，而不明乎大义之所在。”（吕大圭《春秋五论》）“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尝谓左氏是个滑头熟子、趋炎附势的人。”（朱熹《朱子语类·春秋一》）这些话恰恰从反面说明了《左传》作者历史观的进步性。

2．举例说明《庄子》散文的艺术风格。

答：《庄子·天下》有一段话：“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傥，不以觭见之也。”用来形容其散文奇谲恢诡、变化无穷的艺术风格是很切当的。

读《庄子》，恐怕没有人不惊异于其寓言之多、之幻。庄子自称其写作是“寓言十九”，可见寓言是他最喜欢、最主要的表现方式。其笔下的大量篇章，都是以寓言为主干构成。《逍遥游》一开篇，就讲述了鲲鹏，蜩、学鸠、斥鴳、列子等一系列寓言，用这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皆“有所待”的人与物作铺垫，然后才点明作者所追求的是一种能够“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真正的逍遥境界，即像“至人”、“神人”、“圣人”那样做到“无己，无功，无名”，做到“无待”。简单地说明主题之后，接着又用了许多寓言，形象地表达何谓“无己、无功、无名”，最后以樗木树于无何有之乡作结，余音袅袅，让人回味无穷。《养生主》则在开头几句简略揭示宗旨，然后便讲述了庖丁解牛、右师单足、泽雉不愿蓄养于笼中、秦失吊老聃等长短不一的一连串寓言，篇末则用了“薪尽火传”的比喻，使读者始终在形象的世界里体悟养生的真谛。《秋水》更是通篇都运用了寓言以及形象化的描写，就连主旨也是借河伯与北海若的对话讲出的。

《庄子》的寓言不仅多，而且奇，这一点同其余诸子相比，非常突出。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都是讲寓言的高手，其寓言题材比较一致，基本不出日常生活或者历史故事、历史传说的范围，而《庄子》寓言的题材却大大拓展，什么鲲鹏、小雀、海鳖、井蛙、枯骨、蝼蚁、蜗牛、“肌肤若霜雪，绰约若处子”的美妙神人（《逍遥游》）、“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的畸形怪人……无不奔赴笔端，供其驱使；神的世界、鬼的世界、无生命的世界，任其往来徜徉。《庄子》寓言不仅题材出人意表，显示出超常的想象力，其境界也每每想落天外，莫测端倪。《逍遥游》开篇写北溟之鱼，化而为鲲，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当它徙于南冥之时，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请看，这是何等壮阔奇幻的景象！《外物》写任国公子用五十头牛做钓饵，蹲在会稽山上，投竿东海，期年之后才钓到一条大鱼。这条鱼悚然腾跃，卷起如山巨澜，发出惊天地、动鬼神的怒吼。后来，浙江以东，苍梧以北的人，都饱食此鱼。看，这又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场面！《则阳》写蜗牛左右角各有一国：触氏，蛮氏，它们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旬有五日而后返。看，这又是何等怪奇荒诞的境界！

《庄子》用大量寓言构成说理文的写法，使其章法呈现一种独特风貌。寓言和寓言之间，段和段之间，若断若连，忽起忽落，变化无穷。看似散漫无踪，实则形散神不散，深邃的思想和浓郁的感情是将一粒粒珍珠串连起来的看不清的线，是贯注于字里行间的意脉，是赋予各个元件生命的灵魂。《庄子》这种通过寓言的象征暗示进行说理的方式，避开了一味用抽象的概念和逻辑推理来表达，使得其文章充满诗意，具有了极为浓烈的散文诗风味，在先秦说理文中独树一帜。

《庄子》艺术上另外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特点是它的语言。其语言有如流水潺湲，随物赋形，白云卷舒，自然起落，不仅语汇十分丰富，而且句式变化多端，如下面一段：

《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逍遥游》）错综变化，圆转自如。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说《庄子》文章“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当是定论。

3．论述屈原《离骚》的艺术成就。

答：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离骚》称得上是一首风格独特的奇诗。

奇主要奇在表现手法上。同《诗经》相比，二者的区别一目了然。《诗经》除了像《生民》等个别篇章带有一些传奇色彩之外，其余的无不取材于现实生活，手法平实、自然、亲切。而《离骚》却奇幻、浪漫，运用了大量的简直令人匪夷所思的超现实想象。特别是后两段，为了充分写出卓绝的斗争、不懈的求索、极度的苦闷彷徨、对人生道路的艰难抉择和对君国的挚爱，诗人思绪飞腾，构思出向古帝重华陈辞和向古代神巫问卜的情节，并开始了他轰轰烈烈、气象非凡的天国之行。他驾驭龙凤，麾使神灵，扣帝阍，求佚女，君临于神话传说之地，优游于云飞霞卷之天，远古和当前，幻想和现实，迷离惝恍，连成一片，五光十色，眩人眼目。其想象之大胆丰富，不惟《诗经》，后世也罕有其比。

屈原这种超现实想象的手法，显然来源于巫风浓重的楚国文化。谙熟巫歌巫舞的他（对民间祭歌《九歌》的加工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从民间广为流行的宗教故事中汲取题材，为我所用，易如反掌。对他来说，内心感情已经强烈到了只有借助宗教传说，才能予以酣畅淋漓地表达。不过，需要指明的是，屈原的超现实想象绝对不同于上古神话，后者对超现实想象的运用是不自觉的，作者并不认为所想所说是非现实的，而认为是在正确地解释着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屈原的时代不同，人类早已跨出人神不分、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混同的阶段，进入理性自觉的时期。尤其在北方，思想文化中的原始宗教成分已经基本滤出。屈原属于当时思想最为先进的知识分子，思想与北方诸子相通。他大量运用神话传说并且身予其中绝非出于宗教迷狂，而只不过是把它们作为表达思想感情的手段罢了。因此，他才那样大胆而无忌，甚至改变神话传说原貌，拆卸组合，构建成新的情节，使之完全服从抒情主题的需要。神话传说不过是从属于艺术表达的表层的东西，理性因素才是《离骚》的深层本质，这使得《离骚》同“亵慢淫荒”的巫歌巫舞有了根本的不同。《离骚》开启了自觉运用超现实想象的新时代。

《离骚》之奇还表现在它创造性地运用了“美人、香草”的意象上。这两种文学意象其实同样来源于较为原始的楚地民间文化。借男女相悦相慕来比拟“神人以和”正是巫歌巫舞相当古老的传统，人神恋爱的成功象征祭祀的成功，人神的失恋则反映了双方交接的艰难,由此发展为借男女私情寄托君臣关系的写法乃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而香草作为献祭之物和巫的饰物，并作为爱情的象征物，同样是流传久远的习俗。屈原受民间文化的启示，将这两种意象用于文学作品中，形成了一个复杂而巧妙的象征比喻系统。就美人意象来说，有两种情况，一是诗人自喻，用美人象征个人的高洁，如“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由此出发将君王比作夫君，将自己的被疏远比作妇人的被遗弃：“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二是以美人比喻君王，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由此出发用“两美必合”象征明君贤相的遇合，用“周流求女”，象征追求志同道合的圣明之主。就香草意象来说，也有两种情况，一是用以指代美好的品德和杰出的才能，进而用采集香草和以香草为饰象征自我的刻苦修养；二是和恶草相对，象征政治斗争的双方。《离骚》这两种意象反反复复的使用，使得诗歌意境朦胧，描写形象，色彩斑斓。较之《诗经》相对简单的比兴，由“美人、香草”意象所构成的象征比喻系统，显然具有更丰富的意旨和更强的表现力。

关于《离骚》的文学成就，不能不说到它的语言。读《离骚》，都会惊异于其文采的绚丽璀璨，故刘勰曾用“惊采绝艳”来形容之（《文心雕龙·辨骚》）。特别是它还穿插了一些颇为规整的对偶句，如“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等等，使得语言更加美化。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离骚》中又有一些非常质朴本色的诗句，如“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铿锵有力，掷地作响。它将两种不同风格的语言巧妙地融合在一起，阳刚，阴柔，相得益彰。

4．汉乐府诗是如何做到质朴本色与求新尚奇的统一的？

答：汉乐府叙事诗的质朴本色主要体现在语言上，其语言从生活中来，不刻意雕琢修饰，不堆砌辞藻，自自然然，十分富于生活气息。但同时又很新鲜活泼、饱满有力。所以，明代胡应麟云：“汉乐府歌谣，采摭闾阎，非由润色。然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诗薮·内编》卷一）又云：“矢口成言，绝无文饰，故浑朴真至，独擅今古。”（《诗薮·内编》卷六）

但是，在整体构思和写法上，汉乐府叙事诗又往往呈现出一种求新尚奇的倾向。例如对女子美貌的描写，以前普遍采用细致刻画身体、容颜的办法，身高如何，体形如何，肤色如何，眉眼鼻嘴如何，一一叙来，往往务求尽态极妍，《诗经·硕人》和相传宋玉所作《登徒子好色赋》可为代表。而《陌上桑》则通过描写服饰和他人的反映来表现，确实是一种创新。尤其通过他人反映之法，空灵巧妙，比对容貌寸步不离、不厌其烦地细细描画高明多了。前面提到过的《上山采蘼芜》几乎全篇都用对话的写法也是既新且奇，不仅前所未见，连后代也难以见到。《孔雀东南飞》结尾一段写刘兰芝和焦仲卿的坟墓上长出松柏梧桐枝枝覆盖，叶叶相连，中有鸳鸯相向而鸣。诗人用这种描写象征爱情永久不变。这种想象，在当时的民间传说中可能存在，但写入文学作品中却是第一次。

如果说以上的例子还偏于写法求新的话，那么两汉乐府中一批叙事性寓言诗就着重体现出尚奇的一面了。如《乌生》写乌鸦的魂魄向人们申诉，《蜨蝶行》以蝴蝶的口吻讲述被燕子衔去喂养小燕的经过，《枯鱼过河泣》让即将枯死的鱼哭泣，并给同伴写信，等等，其设想之奇，简直令人匪夷所思了。

5．曹植前后期的生活和创作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答：曹植诗歌明显受到汉乐府民歌的影响，如《美女篇》对《陌上桑》写法的模仿，《赠白马王彪》中辘轳体的运用等等，都是例证。但是，他更多地吸收了楚辞和汉末文人五言诗的艺术经验，极大地发展了诗歌尤其是五言古诗的艺术技巧，提升了其艺术水平。在他手里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刻意追求文采。曹植诗文采的富艳是有名的，他非常注意用语的准确有力，如“狐兔翔我宇”（《赠白马王彪》）中的“翔”字，“视死忽如归”（《白马篇》）中的“忽”字，“拔剑捎罗网”（《野田黄雀行》）中的“捎”字，想必都经过推敲。其笔下的对偶句也大量增加，像《美女篇》，对偶句占了三分之一，语言精致而整饬，请看如下诗句：“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词藻艳丽，形象鲜明。

注意开头结尾的锤炼。其诗歌开头，往往突兀而来，高耸峭拔，意境阔大，气势不凡，一上来就给人不同寻常的感受。如《赠徐干》开头：“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杂诗》开头：“飞观百余尺，临牖御櫺轩”，《白马篇》开头：“白马饰金羁，联翩西北驰”，就都具有这样的效果。所以清朝人沈德潜说：“陈思极工起调”。其结尾也很讲究，或戛然而止，掷地作响；或余音袅袅，令人回味。前者如《白马篇》结尾：“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后者如《吁嗟篇》结尾：“糜灭岂不痛，愿与株荄连”，即是如此。

曹植在艺术表现技巧上所付出的努力，使得他的诗歌已经明显不同于两汉时代的作品，正如明代胡应麟所云：“子建《名都》、《白马》、《美女》诸篇，词极赡丽，然句颇尚工，语多致饰，视东西京乐府天然古质，殊自不同。”（《诗薮》）王世懋也说：“古诗两汉以来，曹子建出而始为宏肆，多生情态，此一变也。”（《艺圃撷余》）

比较起汉乐府民歌和汉末文人古诗，曹植的诗歌显然更富于个性化特征。无论写什么题材，无论抒发怎样的感情，他的个性，他的才调，都鲜明地表现出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曹植的诗比起时时显露出模拟痕迹的曹丕诗作来，明显更胜一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