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9~22题。(08年山东卷)
歌德之勺
张炜
1987年,从北到南走了一趟德国。一天,我和朋友在法兰克福大街上闲走,突然想起了歌德。这儿有他最重要的故居啊。我和几个朋友立刻匆匆去寻。
这是一个奇特的人物。在文学的星云中,像他一样的文坛“恒星”大概不会太多。在中国,也只有屈原、李白等才能和他媲美。第一次读《少年维特之烦恼》,掰指计算作家当时的年龄,感受一个少年的全部热烈。那时觉得如此饱满的情感只会来自一种写实,而不需要什么神奇的技巧。现在看这种理解有一多半是对的。一件伟大的艺术品,究竟需要多少技巧?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它会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写的,它只要源于那样的一颗心灵。心灵的性质重于一切。
今天终于以另一种方式接近了你。今天来到了从小觉得神秘的这位艺术家生活过的实实在在的空间。多么不可思议,多么幸福。我们可以用手摸一下诗人出没的东西,小心翼翼。我们试图通过逝去的诗人遗留在器物的神秘,去接通那颗伟大的灵魂。
歌德故居是一幢三层楼房,当然很宽敞,很气派,与想象中的差不多。书房,卧室,客厅,最后又是厨房。我不知道为什么,对这个宽大的厨房特别这样注意起来,在那个阔大的铁锅跟前站了许久。记得锅上垂了一个巨型排气铁罩。所有炊事器具一律黝黑粗大,煎锅、铲子;特别是那把高悬在墙上的平底铜勺,简直把我吓了一跳。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一把炊勺。
这样的炊具有没有办法做出精致的菜肴,我不知道。但我可以想象出当年这里一定是高朋满座,常常让诗人有一场大欢乐大陶醉。可以想象像酒酣耳热之时,那一场诗人的豪放。大厨房约可以让十几个厨子同时运作,他们或烹或炸,或煎或炒,大铁勺碰得哐哐有声。
诗人的一颗心有多么纤细。我难以想象他需要这样的一间厨房。为什么,想不出。这样一间厨房足可以做一家大饭店的操作间,太大,太奇怪。
主要是勺子太大。
从厨房走出,到二楼,又到三楼——那里主要是一些关于诗人的各种图片,它们悬满了墙。我没有看到心里去。好象还在想着那把大勺子。它是铜的,平底,勺柄极长。我就是弄不懂它是做什么用的……人的一生无非是“取一勺饮”,而对于像歌德这样的天才,其勺必大。这样一想,似乎倒也明白了。
关于诗人的全部故事,我所知道的一些故事,都在这个时刻从脑际一一划过。回想他那两卷回忆录《诗与真》,还有他与那个年轻人的谈话录(爱克曼《歌德谈话录》),感受着一个长寿老人的全部丰厚。他在魏玛宫廷任过显赫的官职,一度迷过光学研究。长篇短篇戏剧样样皆精,一部《浮士德》写了几十年……是的,他像所有人一样,只是一个过客,只是“取一勺饮”。然而他的“勺子”真的比一般人大上十倍二十倍。
关于歌德,有一段话我们是耳熟能详的了。恩格斯曾这样说:“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枢密顾问之间的斗争;前者厌恶周围环境的鄙俗气,而后者却不得不对这种鄙俗气妥协,迁就。因此,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
在法兰克福的歌德之家,我们能够很具体地理解恩格斯的这段话吗?在他的故居中,徘徊于诗人的物品之间。突然,上一个世纪的特异气息浓烈地涌来……
(文章有删改)
19.“今天终于以另一种方式接近了你”这句话在文中的含义是什么?它在文章结构上有什么作用?(4分)
答:
(2)在结构上起到了承上启下(或:过渡)的作用。答“上文谈的是年轻时阅读歌德作品的情况,通过这句话,转向下文对歌德故居的描述”这样的意思也可。
20.作者在文章中为什么用较多笔墨描述歌德厨房中的那把炊勺?(4分)
答:
(2)由勺子之大展开联想,表现歌德的不同寻常。答表现歌德非同一般。人的一生无非是取一勺饮,而对于歌德这样的天才,其勺必大也可。
21.文章倒数第二段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话。作者为什么要引用这段话?这段话表达了恩格斯怎样的观点?(4分)
答:
(2)歌德在人格上具有两面性。把两面性答为矛盾性多样性、复杂性、双重性也可。
22.本文在写作上有何突出特色?请结合文本,谈谈它对你的写作有何启示。(分)
答: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19~22题。(08年山东卷)
我所认识的梁漱溟
牟宗三
我是在梁先生于重庆北培创办“勉仁学院”时(1948年)认识他的。“勉仁”是梁先生的斋名,取儒家“勉于行仁”的意义;先前他也以“勉仁”办了一所中学。我是在建校以后去的,在那里待了一年多,所以对梁先生的学问与人格也有一些了解。
他是个了不起人物,从性情、智慧、个人人格各方面来讲,在这种时代,要找这种人,已经不太容易了。他的议论不管是对是错,都有真知灼见。他和一般社会上的名人、名流不同,他对中国有极深的关怀,平生所志都在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寻出一条恰当的途径,例如“乡村建设运动”,就是梁先生思想见之于行动的具体表现,不只是讲说学问而已。
“乡村建设”的实践,就他思想的渊源来看,可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代表。这本书是梁先生应王鸿一之邀,在山东以“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为题的演讲稿合辑而成的。那时他还很年轻,不到30岁。这是当时非常了不起的一本著作,思辨性非常强,自成一家之言,不是东拉西扯,左拼右凑出来的,而是一条主脉贯串而下,像螺丝钉钻缝入几的深造自得之作,可说是第一流的。
梁先生没出过洋,又不是什么翰林学士,但一样可以讲中西文化问题;黑格尔没到过中国,也不认识中国字,但到现在为止,讲中西文化问题的,没有一个超过黑格尔的,谁能够像黑格尔了解到那种程度的?这就是哲学家的本事了。梁先生讲中西文化,完全出自于他对时代的体认及民族的情感,而这又是承续自他家庭中关心国事的传统。梁先生的父亲梁济(字巨川),在民国七年时,为抗议象征着固有文化的清朝之灭亡,而自杀身亡。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也是梁先生格外关注的文化问题。
究竟,中国文化该何去何从?中国文化在满清统治了三百年之后,从辛亥革命到现在,一直难以步上正轨,而源始于十七、八、九世纪近代文明的西方文化,就摆在眼前,应该如何作个抉择?
梁先生曾说过一句话:要读他的《中国文化要义》,保存中国传统。保存文化是对的,那一个民族能否定自己的文化?但想了解中国文化并不容易,读《中国文化要义》恐怕不如读《东西文化其及哲学》。
《中国文化要义》是从他的《乡村建设理论》简约出来的,哲学味太重了,每一个项目都需要再加以申说,否则不易懂。而《乡村建设理论》虽是他最用心的著作,企图自农村风俗习惯的横剖面深刻剖析中,归结出中国文化的特征,但是纵贯性不够,在方法论上“从果说因”,是有问题的。这是梁先生一生吃亏的地方,也使他不可能真正了解到中国文化。
梁先生晚年观念已老,也有很多问题没有触及,尤其是文化上。
但是,在文革之时,他却表现了中国知识分子不屈不挠的风骨与气节,这是他最值得敬佩的地方。他被批斗时,家具和所有的藏书也都被摧残烧燬,他并没有反抗,只极力要求破坏者让他保留一部字典,因为那部字典是向朋友借来的,烧掉了会对不起他的朋友。虽然最后这部字典还是不能幸免,被烧掉了,但是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到他那来自传统知识分子的忠厚的一面。
梁先生在近代中国是一个文化的复兴者,不但身体力行地宣掦了传统的儒家思想,更可以说是接续了清代断绝了300年的中国文化。这是他的一生最有意义的地方,也正是梁漱溟先生象征“文化中国”的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