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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史期末考试题库及答案
大小:481.18KB 4页 发布时间: 2024-01-12 11:45:54 19.64k 19.03k

(1)战争是《左传》记载的春秋时代的重要政治内容,富有特色的战争描写则是是充分体现了《左传》将历史事件故事化的写作技巧;(2)《左传》不是孤立地描写战争,而是带着“宏大叙事”的政治眼光,往往详细描述战争的起因、各方的内政外交动态、战前部署、决战主角的心态与个性等等,立体而深入地呈现战争的错综复杂的状态;(3)生动简洁地描绘战场的局势和场面,巧妙穿插战斗细节,富于现场感,或磅礴震撼,或曲折跌宕,或血腥残酷,或诙谐幽默,皆如亲临。要求能结合例子来答。

论述题:

1.《左传》表现了哪些进步思想?

答:《左传》内容宏富,思想也是相当复杂的。

就其进步的思想倾向来说,有如下几点,第一,鲜明的民本思想。表现在人与神的关系上,更重视人,贯穿着“重人事,轻天命”的观念。书中多处讲过“天道远,人道迩”、“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一类的话。表现在民与君的关系上,比较重视民的作用。襄公十四年记载,卫献公暴虐不仁,卫国人把他驱逐出国境。晋国师旷对这件事评论说:“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第二,对统治阶级罪恶的批判。例如宣公二年,记载了晋灵公“厚敛以雕墙”,“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置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这样三件事,斥责他“不君”。再如文公六年,秦穆公卒,用活人殉葬,书中借君子之口指斥他:“死而弃民,难以在上”。等等。

第三,用历史发展的观点看待社会变革,特别是阶级关系的调整。例如,昭公时,鲁国新兴势力的代表季氏掌握了政权,而旧贵族利益的代表昭公由于失掉民心而被季氏驱逐出境,最后死在境外。《左传》如实地记录了这件史实,并没有指责季氏,还用史墨的话评论说:“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昭公三十二年)。过去有些维护正统的道学家曾批评《左传》作者“习乎时世之所趋,而不明乎大义之所在。”(吕大圭《春秋五论》)“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尝谓左氏是个滑头熟子、趋炎附势的人。”(朱熹《朱子语类·春秋一》)这些话恰恰从反面说明了《左传》作者历史观的进步性。

2.举例说明《庄子》散文的艺术风格。

答:《庄子·天下》有一段话:“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傥,不以觭见之也。”用来形容其散文奇谲恢诡、变化无穷的艺术风格是很切当的。

读《庄子》,恐怕没有人不惊异于其寓言之多、之幻。庄子自称其写作是“寓言十九”,可见寓言是他最喜欢、最主要的表现方式。其笔下的大量篇章,都是以寓言为主干构成。《逍遥游》一开篇,就讲述了鲲鹏,蜩、学鸠、斥鴳、列子等一系列寓言,用这些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皆“有所待”的人与物作铺垫,然后才点明作者所追求的是一种能够“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的真正的逍遥境界,即像“至人”、“神人”、“圣人”那样做到“无己,无功,无名”,做到“无待”。简单地说明主题之后,接着又用了许多寓言,形象地表达何谓“无己、无功、无名”,最后以樗木树于无何有之乡作结,余音袅袅,让人回味无穷。《养生主》则在开头几句简略揭示宗旨,然后便讲述了庖丁解牛、右师单足、泽雉不愿蓄养于笼中、秦失吊老聃等长短不一的一连串寓言,篇末则用了“薪尽火传”的比喻,使读者始终在形象的世界里体悟养生的真谛。《秋水》更是通篇都运用了寓言以及形象化的描写,就连主旨也是借河伯与北海若的对话讲出的。

《庄子》的寓言不仅多,而且奇,这一点同其余诸子相比,非常突出。墨子、孟子、荀子、韩非子都是讲寓言的高手,其寓言题材比较一致,基本不出日常生活或者历史故事、历史传说的范围,而《庄子》寓言的题材却大大拓展,什么鲲鹏、小雀、海鳖、井蛙、枯骨、蝼蚁、蜗牛、“肌肤若霜雪,绰约若处子”的美妙神人(《逍遥游》)、“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两髀为胁”的畸形怪人……无不奔赴笔端,供其驱使;神的世界、鬼的世界、无生命的世界,任其往来徜徉。《庄子》寓言不仅题材出人意表,显示出超常的想象力,其境界也每每想落天外,莫测端倪。《逍遥游》开篇写北溟之鱼,化而为鲲,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当它徙于南冥之时,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请看,这是何等壮阔奇幻的景象!《外物》写任国公子用五十头牛做钓饵,蹲在会稽山上,投竿东海,期年之后才钓到一条大鱼。这条鱼悚然腾跃,卷起如山巨澜,发出惊天地、动鬼神的怒吼。后来,浙江以东,苍梧以北的人,都饱食此鱼。看,这又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场面!《则阳》写蜗牛左右角各有一国:触氏,蛮氏,它们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旬有五日而后返。看,这又是何等怪奇荒诞的境界!

《庄子》用大量寓言构成说理文的写法,使其章法呈现一种独特风貌。寓言和寓言之间,段和段之间,若断若连,忽起忽落,变化无穷。看似散漫无踪,实则形散神不散,深邃的思想和浓郁的感情是将一粒粒珍珠串连起来的看不清的线,是贯注于字里行间的意脉,是赋予各个元件生命的灵魂。《庄子》这种通过寓言的象征暗示进行说理的方式,避开了一味用抽象的概念和逻辑推理来表达,使得其文章充满诗意,具有了极为浓烈的散文诗风味,在先秦说理文中独树一帜。

《庄子》艺术上另外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特点是它的语言。其语言有如流水潺湲,随物赋形,白云卷舒,自然起落,不仅语汇十分丰富,而且句式变化多端,如下面一段:

《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逍遥游》)错综变化,圆转自如。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说《庄子》文章“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当是定论。

3.论述屈原《离骚》的艺术成就。

答: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离骚》称得上是一首风格独特的奇诗。

奇主要奇在表现手法上。同《诗经》相比,二者的区别一目了然。《诗经》除了像《生民》等个别篇章带有一些传奇色彩之外,其余的无不取材于现实生活,手法平实、自然、亲切。而《离骚》却奇幻、浪漫,运用了大量的简直令人匪夷所思的超现实想象。特别是后两段,为了充分写出卓绝的斗争、不懈的求索、极度的苦闷彷徨、对人生道路的艰难抉择和对君国的挚爱,诗人思绪飞腾,构思出向古帝重华陈辞和向古代神巫问卜的情节,并开始了他轰轰烈烈、气象非凡的天国之行。他驾驭龙凤,麾使神灵,扣帝阍,求佚女,君临于神话传说之地,优游于云飞霞卷之天,远古和当前,幻想和现实,迷离惝恍,连成一片,五光十色,眩人眼目。其想象之大胆丰富,不惟《诗经》,后世也罕有其比。

屈原这种超现实想象的手法,显然来源于巫风浓重的楚国文化。谙熟巫歌巫舞的他(对民间祭歌《九歌》的加工就可以证明这一点),从民间广为流行的宗教故事中汲取题材,为我所用,易如反掌。对他来说,内心感情已经强烈到了只有借助宗教传说,才能予以酣畅淋漓地表达。不过,需要指明的是,屈原的超现实想象绝对不同于上古神话,后者对超现实想象的运用是不自觉的,作者并不认为所想所说是非现实的,而认为是在正确地解释着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屈原的时代不同,人类早已跨出人神不分、幻想世界与现实世界混同的阶段,进入理性自觉的时期。尤其在北方,思想文化中的原始宗教成分已经基本滤出。屈原属于当时思想最为先进的知识分子,思想与北方诸子相通。他大量运用神话传说并且身予其中绝非出于宗教迷狂,而只不过是把它们作为表达思想感情的手段罢了。因此,他才那样大胆而无忌,甚至改变神话传说原貌,拆卸组合,构建成新的情节,使之完全服从抒情主题的需要。神话传说不过是从属于艺术表达的表层的东西,理性因素才是《离骚》的深层本质,这使得《离骚》同“亵慢淫荒”的巫歌巫舞有了根本的不同。《离骚》开启了自觉运用超现实想象的新时代。

《离骚》之奇还表现在它创造性地运用了“美人、香草”的意象上。这两种文学意象其实同样来源于较为原始的楚地民间文化。借男女相悦相慕来比拟“神人以和”正是巫歌巫舞相当古老的传统,人神恋爱的成功象征祭祀的成功,人神的失恋则反映了双方交接的艰难,由此发展为借男女私情寄托君臣关系的写法乃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而香草作为献祭之物和巫的饰物,并作为爱情的象征物,同样是流传久远的习俗。屈原受民间文化的启示,将这两种意象用于文学作品中,形成了一个复杂而巧妙的象征比喻系统。就美人意象来说,有两种情况,一是诗人自喻,用美人象征个人的高洁,如“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由此出发将君王比作夫君,将自己的被疏远比作妇人的被遗弃:“初既与余成言兮,后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二是以美人比喻君王,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由此出发用“两美必合”象征明君贤相的遇合,用“周流求女”,象征追求志同道合的圣明之主。就香草意象来说,也有两种情况,一是用以指代美好的品德和杰出的才能,进而用采集香草和以香草为饰象征自我的刻苦修养;二是和恶草相对,象征政治斗争的双方。《离骚》这两种意象反反复复的使用,使得诗歌意境朦胧,描写形象,色彩斑斓。较之《诗经》相对简单的比兴,由“美人、香草”意象所构成的象征比喻系统,显然具有更丰富的意旨和更强的表现力。

关于《离骚》的文学成就,不能不说到它的语言。读《离骚》,都会惊异于其文采的绚丽璀璨,故刘勰曾用“惊采绝艳”来形容之(《文心雕龙·辨骚》)。特别是它还穿插了一些颇为规整的对偶句,如“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等等,使得语言更加美化。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离骚》中又有一些非常质朴本色的诗句,如“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铿锵有力,掷地作响。它将两种不同风格的语言巧妙地融合在一起,阳刚,阴柔,相得益彰。

4.汉乐府诗是如何做到质朴本色与求新尚奇的统一的?

答:汉乐府叙事诗的质朴本色主要体现在语言上,其语言从生活中来,不刻意雕琢修饰,不堆砌辞藻,自自然然,十分富于生活气息。但同时又很新鲜活泼、饱满有力。所以,明代胡应麟云:“汉乐府歌谣,采摭闾阎,非由润色。然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诗薮·内编》卷一)又云:“矢口成言,绝无文饰,故浑朴真至,独擅今古。”(《诗薮·内编》卷六)

但是,在整体构思和写法上,汉乐府叙事诗又往往呈现出一种求新尚奇的倾向。例如对女子美貌的描写,以前普遍采用细致刻画身体、容颜的办法,身高如何,体形如何,肤色如何,眉眼鼻嘴如何,一一叙来,往往务求尽态极妍,《诗经·硕人》和相传宋玉所作《登徒子好色赋》可为代表。而《陌上桑》则通过描写服饰和他人的反映来表现,确实是一种创新。尤其通过他人反映之法,空灵巧妙,比对容貌寸步不离、不厌其烦地细细描画高明多了。前面提到过的《上山采蘼芜》几乎全篇都用对话的写法也是既新且奇,不仅前所未见,连后代也难以见到。《孔雀东南飞》结尾一段写刘兰芝和焦仲卿的坟墓上长出松柏梧桐枝枝覆盖,叶叶相连,中有鸳鸯相向而鸣。诗人用这种描写象征爱情永久不变。这种想象,在当时的民间传说中可能存在,但写入文学作品中却是第一次。

如果说以上的例子还偏于写法求新的话,那么两汉乐府中一批叙事性寓言诗就着重体现出尚奇的一面了。如《乌生》写乌鸦的魂魄向人们申诉,《蜨蝶行》以蝴蝶的口吻讲述被燕子衔去喂养小燕的经过,《枯鱼过河泣》让即将枯死的鱼哭泣,并给同伴写信,等等,其设想之奇,简直令人匪夷所思了。

5.曹植前后期的生活和创作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答:曹植诗歌明显受到汉乐府民歌的影响,如《美女篇》对《陌上桑》写法的模仿,《赠白马王彪》中辘轳体的运用等等,都是例证。但是,他更多地吸收了楚辞和汉末文人五言诗的艺术经验,极大地发展了诗歌尤其是五言古诗的艺术技巧,提升了其艺术水平。在他手里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刻意追求文采。曹植诗文采的富艳是有名的,他非常注意用语的准确有力,如“狐兔翔我宇”(《赠白马王彪》)中的“翔”字,“视死忽如归”(《白马篇》)中的“忽”字,“拔剑捎罗网”(《野田黄雀行》)中的“捎”字,想必都经过推敲。其笔下的对偶句也大量增加,像《美女篇》,对偶句占了三分之一,语言精致而整饬,请看如下诗句:“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词藻艳丽,形象鲜明。

注意开头结尾的锤炼。其诗歌开头,往往突兀而来,高耸峭拔,意境阔大,气势不凡,一上来就给人不同寻常的感受。如《赠徐干》开头:“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杂诗》开头:“飞观百余尺,临牖御櫺轩”,《白马篇》开头:“白马饰金羁,联翩西北驰”,就都具有这样的效果。所以清朝人沈德潜说:“陈思极工起调”。其结尾也很讲究,或戛然而止,掷地作响;或余音袅袅,令人回味。前者如《白马篇》结尾:“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后者如《吁嗟篇》结尾:“糜灭岂不痛,愿与株荄连”,即是如此。

曹植在艺术表现技巧上所付出的努力,使得他的诗歌已经明显不同于两汉时代的作品,正如明代胡应麟所云:“子建《名都》、《白马》、《美女》诸篇,词极赡丽,然句颇尚工,语多致饰,视东西京乐府天然古质,殊自不同。”(《诗薮》)王世懋也说:“古诗两汉以来,曹子建出而始为宏肆,多生情态,此一变也。”(《艺圃撷余》)

比较起汉乐府民歌和汉末文人古诗,曹植的诗歌显然更富于个性化特征。无论写什么题材,无论抒发怎样的感情,他的个性,他的才调,都鲜明地表现出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曹植的诗比起时时显露出模拟痕迹的曹丕诗作来,明显更胜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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